[4]据刘权介绍，2012年英国学者弗兰西斯克·J.乌尔维纳（Francisco J. Urbina）认为，比例原则本质上包括正当目的、适当性、必要性与狭义比例性四个部分。
例如崔建远指出：诚信原则是指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时，应诚实守信，以善意的方式履行其义务，不得滥用权利及规避法律或合同规定的义务。那么，英国人在评价行政裁量权的合理性时是不是根本不考虑行政目的的正当性，国内学者所讲的合理原则的目的正当性属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其实不然。
[33]迈克尔·杰弗里·乔丹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乔丹体育股份有限公司乔丹商标争议行政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113号（2019年）。不过，近年来出现了一种新观点，主张将目的正当性纳入比例原则，并将其作为第一个子原则，从而形成四个子原则。而这一部分中，最得力的论据当属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和欧洲法院的几个判决。目的正当性既是对立法的要求，也是对行政的要求。德国学者乐雪（P. Lerche）在该年发表的《逾越限度及宪法——以比例原则及必要性原则对立法者之拘束》一书中阐述了这一观点。
第二，在英国，善意或目的正当性是判断行政裁量合理性的重要指标之一，它与其他要求（如温斯伯里原则）一道成为判断行政裁量权行使适当与否的重要标准。至于审查环节说，论者默认目的正当性入驻比例原则的正当性，只是在这一前提下对独立位阶说予以修正，且立论理由比较简单。不可否认，由于中国的相当一部分制宪史、修宪史材料至今尚未公布，采用原旨主义的释宪者在一定程度上会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
只不过，根据《宪法》第62条第1项和第67条第1项，这两种国家权力分属于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其二是保证宪法解释的稳定性。目前，以宪法解释的原旨主义[3]作为核心命题的中文论著也不少见。一方面，该方法以不变应万变，将先前的归于先前、将当下的归于当下，以此来处理释宪与立法的关系，也就是说，基本接受制宪者、修宪者对于宪法规范的理解，同时充分尊重立法者在宪法框架之中的政治决策。
根据其阐述，此种意义的宪法解释是包含在法院所进行的合宪性解释之中的法律方法或司法技艺，其在功能上辅助了法律解释和个案判决的作出。从实质上说，这是美国宪法的法典形态与普通法传统的矛盾。
[53]H. Jefferson Powell, The Original Understanding of Original Intent, Harvard Law Review, Vol.98, No.5, p.885(1985). [54]参见[美]基思·E.惠廷顿：《宪法解释：文本含义、原初意图与司法审查》，杜强强、刘国、柳建龙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6-167页。[56]而同为原旨主义者，兰迪·巴尼特（Randy E. Barnett）教授则明确反对其立场，并称他为不忠诚的原旨主义者。本文认为，第二起实例所涉及的解释应当是法律解释而非宪法解释。摘要: 原旨主义是原生于美国的主流宪法解释方法，它试图通过考察制宪史和修宪史材料来探求宪法原意。
[6]See Paul Brest, The Misconceived Quest for the Original Understanding, Bos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60, No.2, (1980). [7]同前注[4]，侯学宾书，第47页。[60]该书的出版说明提出：要准确把握宪法内涵和精神，推动宪法全面实施，离不开对宪法文献资料的掌握和深入研究。在其看来，鲍威尔教授就人们在制宪时代对解释的理解所作的重构并不准确。（See Bryan A. Garner, et al, eds., Black's Law Dictionary, Thomson Reuters, 2014, pp.1117, 1120;See Bryan A. Garner, et al, eds., Black's Law Dictionary, Thomson Reuters, 2019, pp.1163, 1165.） [41]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9年6月26日通过的《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和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三）项的解释》的表述，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1999年1月29日的判决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有关条款的解释没有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解释，又不符合立法原意，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于该法的上述条款专门进行了解释。
根据《宪法》第49条第1款、第4款，婚姻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就当代中国的宪法解释而言，此种宪法解释方法具有三个方面的基本价值。
那么，这里的婚姻是否包括同性婚姻，上述条款能否为两个同性个体缔结婚姻关系提供宪法保护呢？这是2016年同性恋者申请婚姻登记第一案引出的中国宪法议题。《宪法》通过时在序言中写入了四项基本原则：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从功能比较的维度来看，探究宪法原意的解释技术并非为美国所独有。这依然是温和原旨主义的立场。从历时性的维度来看，两者都有可能发生变化。但如果查阅近年出版的英文辞典，例如在美国法律界享有盛誉的《布莱克法律词典》（Blacks Law Dictionary）中，男女两性则并不是婚姻必需的主体要素。当然，有权国家机关的宪法解释是本文的关注重点。[37]中国的修宪频率居高不下存在比较复杂的原因，相关分析参见邹奕：《我国宪法修正案的性质检视：宪法文本的组成部分抑或修正指南？》，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因此，语境主义基本上无法超越宪法文本的四隅，其运作空间比较有限。[29]由此观之，原旨主义与文本主义均不支持上述可以论。
陈斯喜先生基于宪法原意对肯定说提出反驳。就一般文义而言，通信的载体显然并不限于书信、电报，因此，通信权这一概念应当具有一定的开放性。
[36]基于这个逻辑，《宪法》第35条规定的言论自由就有了明确的限定。[37]一国的宪法秩序应当具有基本的安定性，不宜变动不居。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地位较低，代表性较弱。在笔者看来，前者探求的宪法原意相对具体，后者探求的宪法原意比较抽象，不过，两者与美国的原旨主义在路径上均有相通之处。以此计算，它平均每7.8年经历1次修改，平均每0.75年产生1条宪法修正案。[55]可以说，惠廷顿教授的辩护基本上可以使原旨主义免于自我否定。
[8]作为美国的宪法解释方法，文本主义其着眼于宪法文本的一般含义，排斥文本之外的其他宪法解释资源。另外，该版还有一个专门的same-sex marriage词条。
其三是保证宪法解释的正当性。如前所述，此种原旨主义并不坚持将特定的宪法原意置于一般的宪法文义之上，有利于防止前者对后者的过分限缩。
[1]在德国经典的四种法解释方法之中，历史解释和目的解释均涉及对宪法原意的探求。假以时日，中国的一般民众对于婚姻两字的通常理解确有可能发生变化。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和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先后审理该案，均未支持相对人的诉讼请求。[16]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法规备案审查室：《法规、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办法导读》，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98页。[22]随着制宪史、修宪史材料陆续得以发现和公布，原旨主义的这一功效还将进一步彰显。[31]在其看来，这两次授权充分说明肯定说是不符合宪法原意的，否则，这两次授权就成为多余。
这里仍将原旨主义与文本主义进行比较。这是温和原旨主义（moderateoriginalism）的立场，[6]即将宪法原旨视为宪法解释中较重的权衡因素，但没有上升到唯一的地位。
这种解读给予国务院非常宽泛的行政立法权，但同时增加了该权力被滥用的风险。而原旨主义给出的解释结论是恒定的。
[23]就确定性而言，原旨主义即便相对于文本主义也不遑多让。[19]所谓作为宪法解释方法的社会学解释可以归入实用主义这一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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